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，提出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掌握得很恰当。指示指出：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。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，实为理所当然。这样，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，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。在原则上，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。但在步骤上，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，分别处理。总之，在外交工作方面，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，方能站稳立场，灵活机动。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个指示稿时，加写两项内容，其中指出：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。中国境内之事，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。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，应完全拒绝之。
同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，邀请她北上，指导建设新中国。信中说：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，沪上环境如何，至所系念。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，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，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。至祈先生命驾北来，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，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。六月十九日，毛泽东再次致信宋庆龄，表示：重庆违教，忽近四年。仰望之诚，与日俱积。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，建设大计，亟待商筹，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，专诚欢迎先生北上。在此前后，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各民主人士，欢迎北上，共商国是。这两封信合编收入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五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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